[59]在洛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单纯的趋利避害，而是基于意志、理解力对自然法内容深刻省思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最高统帅在制定军事策略的过程中首先是向民意机关、文职政府负责的。作为战争法权的另一个面向，国家具有要求国民随时准备赴死的权利。

军事的中央事权属性决定了在分配军事义务过程中容易引发不同地方、利益集团的分歧。其次，将军事暴力与合法统治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自然状态对于生存而言存在巨大的缺陷。例如《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2条、《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25条、《波兰共和国宪法》第26条等。从本质而言，立宪精神与战争所带来的财力浪费、政治动荡是相互抵触的。

（2）将代议机关的许可作为动用武力的前提条件。（二）不同军事职权的内在关联 对于这四类职权的关联可以从军事规律、法律关系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在军事层面它们分别对应战争的不同要素。所谓自我实施，就是这个规则会由于当事人的自利行为得到执行，而无需经过第三方的强制力。

这要求法律能够自我说明(即所有法律的适用对象都对法律的含义持相同看法)，并且不需要进行司法解释。可能在于其内容——对责任的规定不明确。[24]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3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7]他还以为：并非任何一种命令都是法律，只有普遍的命令，即强制某个人或某些人必须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命令，才具有法律的性质。[14]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3页。

因此，禁忌具有法律的警示、扼制、保护功能，也具有法律的惩罚功能、社会协调、整合功能，有助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转引自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载《外国法译评》(现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1995年第3期。法律的社会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带有不同的特征和内容，社会化的法律经历了长期的演化，演化的内容表现在法律的诸多方面，本文在此主要讨论法律的社会化中法律意涵的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变化。这些软法规范，在时间上，经过了长期社会实践的检验，在内容上，能够在社会群体中统一、普遍地适用，群体成员彼此知晓，权利、义务清楚，即使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介入，软法惯例中内涵的责任仍会受到群体成员的遵行。

在后农业社会，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至此，城市市民社会已由最初的自卫走向对外的扩张和同化。[15][英] M. J. C.维尔：《宪政与分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页。但是，在群体结构中，非理性是不可杜绝的。

社会公法中的惯例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内，由社会群体成员共同确定的行为规则。[23]人的组织化和社会化随着社会分工和科技的发展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

在法律发展史中，软法规范的诞生与公民社会息息相关：公民社会是社会公法的存在土壤。[9]在本世纪50年代末以前的西方法理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推崇应然价值的法学观念还是充满实证精神的法学观念，都曾大致地重复过类似的思维方式。

[13]参见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载《外国法译评》(现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1995年第3期。在日本，丧失了声誉即意味着失去了别人的信任和与他人合作的机会，还会遭致人们的排斥——与西方社会的监禁相比，这对于被惩罚者来说更是一种个人的、来自社会的灾难。情绪化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不是基于个人成本-收益的比较而做出的决策，冷静下来之后行为人常常会后悔，但是它们对维护社会规范有重要的作用。[17]Leon Petrazycki (1867-1931)，波兰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法学理论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软法规范具有鲜明的合意性和契约性，这些规范的形成是一个平等协商的过程。作为一种伦理冲动，法律冲动是个人的抽象的既积极又消极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一方面与为另一个人的幸福而采取特定行为的义务感相联系，同时也与该行为是根据一个有权请求履行该义务的人的要求而作出的这种确信相联系。

以非国家强制力实现法律责任的制度优于诉诸国家强制力实施法律责任的制度。在对照组的试验中，全部试验参与者都由不知情的试验对象组成，结果答案的错误率只有1%。

团体组织中的驱逐，在古代就存在，比如在原始部落时期，强迫人们奉行部落规范的最严厉的形式是逐出部落，再后来的驱逐形式还有发配或者流放。在接连18次的试验中，由知情的试验参与者首先回答问题，其中前两次回答的答案是正确的，余下的16次中，有12次知情者都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以此观察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对象会作出怎样的回答。

布莱克法律辞典中对Soft Law这个词条也有所解释，认为这个名词有两种含义，Soft Law:1. Collectively, rules that are neither strictly binding nor completely lacking in legal significance.2. Lntl law.Guidelines ，policy declarations, or codes of conduct that set standards of conduct but are not legally binding. See Black s Law Dictionary, Eighth Edition.即软法一是指那些不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但又非完全缺乏法律意义的规则。鼓励守法和预防违法的制度优于对人们进行事后惩罚的制度。

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软法规范的实施效果，大部分取决于其与隐藏其后的活法相吻合的程度，同时，也取决于软法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程度。社会组织对公民个体的影响，通过社会组织中的团体章程和惯例等软法规则来实现，这些软法规范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的社会化的工具。否则，法律就是不完备的，也就是说，法律对一些相关问题未做规定或者规定不清。首先，软法规范是法律社会化进程发展的产物，而法律的社会化无疑也是社会公法繁盛的社会实践与理论背景。

概括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被非常残酷的压迫机制强迫着进行工作。[27][美]卡塔琳娜?皮斯托：《不完备法律》(上)，载吴敬琏主编：《比较》，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无论是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产生的禁忌，还是各种生产禁忌、行为禁忌、宗教禁忌等禁忌形式，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功能和特性，即对人的本能行为进行限制，制止和预防潜在的危险，保护原始先民的生存，达到控制危害性自然力的企图。法律运行的实践也表明，违背社会规范和习惯的法律不仅难以推行，而且有可能成为一堆废纸。

对于大多数社会团体来说，凝聚成员是实现团体目的的基础，获得成员的认可是组织存在的前提。[14]市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的权力扩张在法律领域渗透的结果，不仅表现于社会权力介入立法领域，参与国家立法或者自主立法，也表现于社会权力介入执法领域，法律强制力的实施主体逐步转向由社会与国家来共同承担。

一是在法的内容、法的制定、法的运行中，社会性、人民性增强。社会公法中软法规范的形成带有浓厚的传统性与经验性，而国家制定法中的相当一部分法律规范往往可以基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制定或者修改的所有程序。[8]并且在后来的各种法理学理论中，强制力的观念大致成为分析法律本质特征的基本出发点。[1]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30]这种巨大的压力甚至能够迫使组织成员作出其明知是错误的选择。从人的社会化的双向性所得出的一个自然的结论应当是：法是人的社会化的工具和结果，人的社会化在制度层面必然引出法律的社会化问题。

在一组7-9人的试验参与者中，只安排一个试验对象(不知情者)。人们逐渐认识到：有权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解释法律是另一回事，而治理人民与这两者都不同。

美国新自然法学家富勒(L. Fuller)认为，在现代法律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当然硬法同样可能存在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情形，但硬法的滞后问题可以通过国家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来缩短硬法的修改和制定程序来解决。

(责任编辑：丁香晓晓)